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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立法例还包括《证券法》第181～1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83～84条，等等。

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承担着监督一切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艰巨任务，具体个案的涉案人员可以包括人大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作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在配合与协助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工作方面，职责最重。

但是，两院作为司法机关，与作为一府的行政机关有很大的不同，司法权的运行相比行政权而言，有更加严格的合程序要求，同时，司法权是人权保障的最后屏障，司法权具有更高程度的独立性要求。首先，基于人大监督的共性考量，应该考量人大行使监督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相对于人民代表大会而言，一府一委两院是平行的，各机关均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秦前红教授指出：在处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关系的时候，仍然需要重申审判中心主义，并防范可能出现的监察中心主义。第三，基于人大监督的共性考量，还应当考量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一府一委两院共同适用的基本监督形式。

宪法法律要求监察机关在办理职务违法、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当与执法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行政机关拥有充分的行政力量和手段，行政机关拥有充分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监察机关在监察工作中常常需要得到行政机关的配合和协助。四、特别行政区的内涵 《宪法》第31条的核心词是特别行政区。

《香港基本法》第12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注释: [1]参见姬鹏飞：《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其有关文件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编：《港澳工作常用法律汇编》，2018年版，第123页。〔2〕1937年5月25日，为了增强抗战力量，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选举全边区的各级议会，建立普选的抗日民主政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这一命题确立了特别行政区从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属性，为高度自治与港人治港划定了清晰的宪法界限。

根据《宪法》第5条的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17]参见超英、郭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载《百年潮》2004年第7期。

在1982年宪法的修改过程中，香港问题的解决一直是邓小平重点思考的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事先进行合宪性审查因此，2020年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或《基本法》）颁布30周年，同时也是全国人大决定设立特别行政区30周年。[20]参见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1页。

二、特别行政区一词的由来 《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18]《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3页。它为落实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宪法依据。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到了2009年，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从马尾扩区至琅岐岛，面积扩大了33平方公里。如1981年1月9日到10日召开第二批外地知名学者来京座谈会上，针对宪法序言争取台湾回归中国，实现祖国的统一〔14〕的表述，大家形成共识。

[13]许崇德：《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8页。9月20日中共中央将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管辖的一个省级特区政府。

〔9〕12月26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在会议上他说：为了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时，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是很必要。这是我们准确理解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础与出发点。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第25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在全国人大组成中明确了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即特别行政区作为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并列的代表团，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扩大了全国人大的代表性与权威性，使特别行政区成为国家政权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法律规定。〔28〕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第一次使用特别行政区一词，他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16]许崇德：《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8页。

（3）基本法中应详细列明宪法哪些条文适用于香港，哪些条文不适用于香港。一是《宪法》第31条的规定。

特别行政区一词写入1982年《宪法》第31条有着特殊的修宪背景，其规范内涵的分析要遵循历史解释的立场，将特别行政区概念作为分析基本法体系的基础范畴。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特别行政区 宪法 基本法 特区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74页。〔22〕 至于设计《宪法》第31条时是否只针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从相关背景资料看，宪法条文中虽没有出现一国两制字眼，但这一条实际上体现一国两制的指导思想与方针，〔23〕既针对台湾问题，同时包括香港问题的解决，因为这一条有利于我国的和平统一，包括解决台湾、香港问题。

特别行政区作为地方性的区域，即使实行两制，但一国的前提是不能动摇的，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也是基于宪法的授权，并不改变地方性。[19]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1989年1月14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表决通过的《基本法（草案）》中序言的表述是，根据《宪法》第31条设立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27〕12月15日，邓小平将1997年英国对香港租借期满后的香港问题的来信批送有关中央领导时指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必须在两三个月内制定两个以上的方案，以供选择，并建议胡耀邦亲自主持此事。

因此，把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解读为具有宪法性质是不恰当的，容易混淆制宪权与立法权的界限，与基本法自身的法律定位是相矛盾的。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

由于宪法修改工作量大，无法按期提交给11月底召开的第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特提请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决议，将修改通过期限延长到第五次会议，并获得大会批准。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的建制被撤销。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开始实施，7年前依据《宪法》第31条设立的特别行政区正式运行。

这一建议得到了彭冲、苏子蘅等同志的明确赞同。可以说，邓小平倡导并支持广东、福建实行经济特区，并建议将经济特区冠名为特区，使之成为一国两制的重要思想来源与实践经验。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性前提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性，也就是基本法序言所讲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是国家设立特别行政区和制定基本法的目的。[32]许崇德：《许崇德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2、503页。

[25]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1982年宪法将特别行政区一词写入其中并使之成为构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基本元素。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所辖的岛屿和附近海域。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11〕这是中央有关对台政策文件中首次出现特别行政区一词，也成为在《宪法》第31条规定特别行政区的依据。总之，1981年9月30日的叶九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重大方针。